在外国念书的时候，不同国籍的男朋友多，不算稀奇，但是回来做事，身边仍然跟著英美法苏四大洲的男人，就不算是那么好笑的事了。
我知道他们背后说得难听之极，叫我的办公室为“国际营”，我就名正言顺的做了国际女郎。虽然自问清白，而且性格开朗，也为这件事烦恼不已。
妈妈很为我抱不平。
她常常在亲友面前解释：“……也许性格明快，回儿的外国朋友特别多，其实他们之间很平常。”
我往往阻止她，“算了，妈妈，越描越黑，随别人怎么说，别去理他们。”
“有些事是不能太大方的。”妈妈说：“你不澄清，人家的话就多。”
“你越澄清，人家的话更多。”我提醒她。
妈妈气，“我同他们打官司。”她说：“管他们的嘴。”
“官吃饱饭没事做，还理这些琐事？人家担心香港前途问题还来不及，你为芝麻绿豆的事儿烦恼。”
“回儿，可不可以转一份工作？”
“我就快要升级了，而且就在这一两个月间公布，你叫我在这个时候转什么工作？
“—避一避那些外国人。”
“避不开的，香港高度华洋杂处，每间公司都有外国人。”
“你别跟他们太亲热。”
“在同一机构内工作，大家兄弟姐妹一般，难道板著面孔做人不成？”
“你就是笑得太多！”
“妈妈，你别先入我罪，我有我做人的自由。”
“就是太自由了，你不知道外头的人说得多难听。”
“外头的人？我又看不见，我又听不到，管它呢。”你不管我还得管。”
“妈妈，我劝你同那些长舌妇少来往。”
妈妈真可爱，“我自己亦是个长舌妇，我不同她们来往，同谁来往？”
“那么你也攻击她们的女儿，说她们是千年老妖精。”
“回儿！”
“为什么不呢？四十多岁的女人，一个个作小白天使状，面孔化妆得似大殓入棺模样，还充其拥有弱小心灵，想假冒廿九岁零十一个半月……算了吧。”
“你当心进拔舌地狱。”
我不在乎，“要拔大家拔，陪我的人多得很，我顶多轮在湾仔，不知多少人在宵湾。”
“上班去，我说不过你。”
我笑一笑，回公司。
鲍司里的人也不可爱，一个个明争暗斗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尤其是几个拍马拍得进的小瘪三，时常超级踩人，不好应付。
我并不是宠将，说我特别会做，我不见得，特别不会做，当然也不是，反正我会混，嘻嘻哈哈胡调，老板你不满意吗？无所谓，再做一次，反正时间是公司的，早受收买，心里不舒服，想想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馀，也就算了，外头还把我当女强人呢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谁没有苦水，吐个屁。
可是在公司同这班牛鬼蛇神，贩夫走卒混，月底还能发下薪水来，辞了工又该作啥？搓麻将、逛街、吃茶？几时到老？
不可能的事。
这份工作实是无选择中的选择。
柄际新闻社里，当然有各式人等，包括美籍日本人、中印混血儿、法国马赛人、美国德州人、葡英混血……单单少中国人。
这也是母亲担心的道理，没有中国人？她深深害怕将来的女婿不是黄炎子弟！怕得要，再安慰她也不管用。
但是要我到哪儿去找好的中国男人来一嫁了之？
真头痛。
慢慢来吧，我也向往结婚，希望像俗话形容的“嫁得好”，但此事不能强求，我连密友都没有。
法国小子法朗索娃推门进来，“那份香港前途的报告做好没有？”
“单是楔子已经做死人，”我说：“全香港的报纸社论都有不同的方向，怎么办？”
法国人笑：“下班去喝杯酒吧。”
我想起母亲的叮嘱，“不去了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
我看看他，微笑，“我头痛。”我指指头。
“你这个家伙，怎么忽然小家子气起来？”
我不响。
饼一会儿我说：“法朗索娃，找别人去。”
“我喜欢同你闲扯。”
“人家玛歌很喜欢你，又是你同乡。”
“你自己不去就算了，别跟我乱推荐人。”他生气的走出去。
我叹口气，总会得罪人，你总会得罪人。
没到一会儿，又有人进来，我抬头，是中葡混血儿亚方素。
“嗨，蜜糖儿，”他说：“今夜有空？”
“头痛，没空。”
“拒人千里之外。”他说。
我说：“你的中文没有进步呀。”
“有没有帮助？你会不会对我青睐有加？我学中文都是为了你。”
“别灌迷汤了，我已经三十岁，不受这一套，对外头打字员说去。”我摆手。
“颜回，别恃宠生娇。”
我说：“真的头痛。”
他耸耸肩，“下午，我再来约你。”
我关上门，燃枝烟，打开报告，刚预备做，那个日本人踢开门。他是我上司，我不得不
敷衍他，同他混。
我说：“早，今天心情如何？”
“坏。”他一坐下来。
我连忙扯一个笑脸。
“你那篇报告写得坏透。”
“是是是。”我笑著说。
“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为什么不施展出来？”
“老板，你对我估价太高了。”
“别找籍口。”他板著面孔。
我仍然挂著假笑，假得像真的一样，心里想：小人得志，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，有机会我把你切成八块，你这只乌龟。
“是真的，你要求太高，你自己太能干，事事要一百分，所以我们这些八十分的伙计，你都看不入眼。”我张开嘴，滔滔不绝的假话一直流畅的吐出来。
我不理他的反应如何，我只为保护自己。
“我不管，你这报告写得不好的话，我会叫你一直写下去，写一千次！”
“可以可以。不过下一次一定好。”
“你是怎么搞的？一点都不专心！”
“没法子，六年来一直是这样，也不知道别的老板怎么想，居然做下来了。”死鬼，就是你特别爱找碴，你又不是老板，薪水又不是阁下发的，陪你混就混，我比谁不会混。
“今夜有没有空？”正题目来了。
先吓唬我、批评我、伤我自尊，把我说得一文不值，然后约会我，算是提携。
我说：“我头痛，山本先生，我不想出去。”
“约了别人吧？”
“晚上打电话来查我，我会向你报告我头痛的最新状况。”
他哼一声，不出声，我也看著他，不出声。
而我们的母亲以为我们坐在办公室，只是听听电话，说说笑的优差。
把山本打发走了，我才用心看了一下报告。
最近工作效率很差，功夫上错漏百出，大概是时间到了，要嫁人才解决得了这种大问，那也得看嫁的是谁，弄得不好更加水深火热。
很多女孩子希望有王子骑著白马踏踏而来，然而这王子若果养不活你，又有什么用？
我颇有点心灰意冷，单身女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，那是不行的，凡工作都有倾轧、排挤、斗争——除非阁下一辈子被压在最后一层，被压的滋味更不好受，故此只好向上爬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我把头理在桌子上，在江湖太久了，咱们像定了型似的，很难走回家庭去。但我是这么累，我叹息，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。外表看上去，也还是一个焊强的时代女性。
我刚安定没多久，美国人森姆探进头来，“怎么，颜，又郁郁不欢？”他是国际营中最公道的一个人。
“你想我怎么样？”我反问：“跃上办公桌跳肯肯舞？”
“别拿我出气，访问杰出国际科学家一事，是否由你负责？”森姆问。
“不是！怎么推到我头上来？”我气愤，“那两个新丁为什么不做？”
“嘿，新丁得宠，你不得宠，总之你支老丁的薪水，做什么工作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我要是跟日本人唱歌跳舞去，又自不同。”我说。
森姆讶异，“值得吗？他的薪水才比你多一两千，他又不能捧你上天。”
“可是他能叫我受闲气。”我闷闷不乐。
“谁不受气？”森姆说：“别说我阿Q。”
“不会，我比你更Q，我乾脆姓Q。”
“这是联络的地址电话，你好自为之吧！”森姆出去了。
我无奈，背上相机，出发。
那科学家年纪很轻，是中国人，长得很端正，一表人才，十分出色，姓陆。我为他做了一个很短的访问，便打道回府。反正写什么都会被日本人批评得树叶都落，他咬定了我不行，渐渐连他自己都相信起来，此刻，恐怕就算我答应与他出去吃饭跳舞，都来不及了，他仍然认为我是小学程度，人在上，我在下，除了忍无可忍，重新再忍之外，别无他法，每一间公司，每一个机构，都少不了这样无理取闹的人。
避伙计合理、听话，持大学文凭，有十年经验，他还是爱踩就踩、一只臭皮鞋压上面孔来。
每天早上，我在搽五百元一罐润肤霜的时候，就同自己说：这么好保养为的是什么？又没有丈夫儿女来吻别，不过是回公司去贴上司的冷罢了，唉。
可是天天还得做下去。
习惯了。
德国人议斯问我：“你不舒服？”
“吃不下饭。”
“看开点。”他笑。
我坐下来，匆匆忙忙写好一篇访问，没有什么精粹可言，平平稳稳，普普通通，交上去。
日本人出来说：“为什么不自己交进来？别老叫信差走来走去好不好？”
“好好好，我以为你关着门，不想人打扰你。”我仍然息事宁人，怎么都不同他摊牌。
他拿著访问，看都没看仔细，“这开头不好，谁会看这样的句子？重写过。”用铅笔一笔勾销。
我心想笑，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，从是挂上一个愁眉苦脸的面具。
“你明白我说什么？我猜想你不明我说什么。”他吼。
我仍然一丝火气都没有。“我明白，我当然明白你说什么。”
他进房去关上门。
我耸耸肩。
法朗索娃走过来，“干嘛？他跟你是耙上了。”顶关心的，“你什么地方得罪他？”
我问：“你真想知道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三个月前，我前任老板临走之前同他说，颜回的稿子最好。这一下子赞坏了，如果我前任老板对他说，我简直可以代他的位置，我早就变成八块。谁想害死谁，就在他老板面前夸他你明不明白？”
“我完全相信。”法朗索娃点头。
“下了班去喝酒吧！”
“好。”法朗索娃问：“你头不痛了吗？”
“债多不愁，虱多不痒。”
借酒浇愁，难怪中环酒吧，到下班时分挤满了酒客。
大冢江湖混饭吃，谁当真救国救民？得过且过，但日本人偏偏日日跟我闹，他是想我辞工吧！但是我不会那么做，不是不想争一口气，而是无处可去。
喝到第三杯的时候，有人同我说话：“颜小姐？”
我转过头去，“咦，陆先生。”是那个高温物理专家，心里有些高兴，我难得见到一个公司以外的人。
他温和的笑，“下班来轻松一下？”
“麻木一下。”我更正他。
“不介意我坐你身边？”
“欢迎之至。”我喝了一点酒，活泼起来，用手撑著头，微笑，“请坐。”
法朗索娃说：“喂喂，这是我的位置。”
“滚开，”我说：“别吵。”对陆说：“那是我的同事，不必理他。”
“你们那里外国人很多吧。”
“简直没有中国人，只我一个。”我笑。
陆说：“不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，也同洋人差不多，我在多伦多十三年了。”
“那么久？不过普通话还说得很好哇。”
这时议斯过来拍拍我肩膀，“不是说头痛吗？”
“去地狱。”我说。
陆笑，“你的中洋外交法很特殊。”
“外国人，不必对他们好。”我懒洋洋的说。
陆看看我，“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。”
“如果你像我这样，天天受著洋气，你也会学我。”
“真的有那么多气受？”他笑。
我凝视他，“你们这种顶尖专门人才是不会明白的，像我们这一行，任何人三个月就可以上手，人才过剩，老板才不在乎谁去谁留，况且各人学历又杂，学徒出身的瞧不起大学生，大学生又不喜欢学徒。”
他点点头。
“不好意思，认识才三小时就吐苦水。”
“大家同胞，有话不妨说。”他幽默。
忽然之间我很感动。
没有人关心我已有三四年，忽然之间我有向他倾诉我的一生的冲动。
三十岁的女人，前半生的故事长过一本书，说不胜说，也无必要说，我忍下来。“吃过饭没有？”陆问。
“没有。”我盼望地看著他。
“我们一起吃。”他站起来。
议斯与法郎索娃，还有亚方素也在，都齐齐叫出来，“喂喂，颜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我说：“我与中国人去吃饭，请大家记得我也是中国人。”
如果妈妈听见，一定认为我放浪得离了谱。我也费事多讲。
到了餐馆，酒意去了一半，有点窘，只好继续喝酒遮丑。
再下去我会醉，我知道大事不妙。
“别喝了，明天还上班呢。”陆温言的说。
我放下了杯子。从来没有人劝我不要喝，第二天头痛是一回事，同事们至多抱着头欲仙欲死，但少有人觉得我会受不了，每个人都觉得我受得了一切——拿男人的薪水，做男人的工作，男人受得了，她也该受得了。
我感喟。
他说：“我会在香港留下来。”
“那很好，”我说：“你是反潮流的，现在大家都嚷着要走。”
他说：“找到工作，就不想离开。”
我一味点头，他替我叫了清淡的菜式。
我想：妈妈要是看见他，那才高兴呢，准把他当乘龙快婿。这样的华籍男子是吃香的。
我默默吃完饭，由他送我返家，这也是崭新的经验，通常我们在酒吧外分手，一声呼啸，便各散东西，哪有送到家这种事，不可能。
送到门口，居然有点依依不舍，中国男人就是这点细心与含蓄，他双手插在袋里，等我开口。
我说：“今天晚上很高兴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他说。
我补上一句衷心话：“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我笑。“再见。”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
我又补一句，“有机会，大家再见面。”
“好的。”他摆摆手。
那夜我虽然疲倦，但却没有入睡。
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知恁地失眠。我不大失眠，通常回家便看电视或武侠小说，把公司里的事忘得一乾二净，痛痛快快人睡，然后第二天起来再捱。
当下我想：那么好的男人，永远不再，不会有第二个了。他会不会约会我？
我长叹一声，唉。
第二天眼睛怖满红筋，像小白兔，也只得去上班?
我有什么奢望？什么都没有，但愿地铁有空位，但愿日本人不要骂我，於愿已足。
越活要求越低，不知是可恼还是可笑抑或可悲。
我说不出话来，心里面觉得很闷。
今早日本人迟回，我往往希望他迟到，最好迟到十二点才回来，下午吃完饭就不要再上班，也让我们有个轻松的时间，做小职员往往就是这么可怜。
有什么要求可言？
我伏在桌子上想。还有什么要求？
女秘书来说：“今天山本放假。”
我如得了什么甜头似的，大喜，像是释囚，又像猴子除了紧扎箍。
怎么会这样？心中有一阵空虚，原来与日本人斗也是一种娱乐兼寄托，这个人不上班，就乱成一团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真是生成一条贱命。
我伏在桌上太息。
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。
因没有他进进出出弄得同事们鸡飞狗走，这个国际营立时安宁下来，大家拿看杯咖啡百般无聊地阅读、聊天。
印度人阿简跟我说：“听说你找到男朋友，而且是中国人？”
我摇摇头：“谁说的？”
“亚方素、法朗索娃他们，说你对那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，客气与女性化得不得了。”
我默然。有这种事？旁观者清。
阿简说：“以你这种人才，颜回，为什么不出去找一份工作？省得在这里净受气。”
“你高估我了，我也不是净受气的，有薪水可支。”
“我们有家累，没法，走不动。”
他太太是中国人，有两个可爱的孩子，雪白雪白，并不似他。阿简是幸福的，做死也有个大前提，不比我们这些女人，赚了来赶紧花掉，拚死命的赚，又拚死命的花，如果不做，时间又怎么打发。
花地玛走过来，“跟颜回说些什么．．”
“颜回心情不大好，你同她说说清楚。”
花地玛坐下点根烟，“心情为什么不好？”
我反问：“心情为什么要好？”
“为公为私？”花地玛喷出一口烟，“为公为私都划不来。”
“我是你，我也这样说。”
“为了日本人对你不好？他对每个人都这样，你管他呢，他要压你也压不死你。”
“压得坏的。”我说。
“这里谁都不好过。”花地玛说。
我微笑：“大家都是百折不挠的人了。”
“嫁了吧，中国男人对太太好，常常请佣人来服侍妻子，其馀的男人没有这么好。”
“他会不会讨厌我？”我问花地玛。
她睁大眼睛：“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，日本人？”
我不响。
“他讨厌你有什么关系？他爱上你才糟糕呢。”
我苦笑。
“找个男朋友是正经，去年一年嫁掉了施美美，还有玛运达。莉兹生了个女儿，你知道吗？”
她还没有结婚。
“我不同，”她自嘲，“有几个中国人肯娶印度人？还有，本地又有多少个印度人？”
我不出声。想想又是，比我们更难。
“叫我回印度去嫁？开玩笑了。”她说。
我看见她的香烟喷出来，喷得一办公室都是，有时候觉得办公室似只臭烟灰缸。
我仍然不语。
“下了班去喝一杯。”她怂恿我。
“不去了。”我说：“想早些睡，天气这么冷，被窝真可爱。”
“听说你有中国男朋友？”
我摇头：“十划都没有一撇。”
“别不高兴，日本人的白眼，当伊是死的。”
“不是他。”
“又不是他？颜回，你说话越来越文。”花地玛伸个懒腰：“这几天才觉得自己老，你知道吗？竟起不了身，想当年十多岁的时候，别说是熬夜，三天只睡两个晚上，也闲事。”
我也觉得精力大不如前。
英国人纽卡素很少搭腔，但闻说，转过头来一笑。
花地玛反问：“笑什么？能帮忙就帮忙，别叫颜回跟著日本人吃苦。”
纽卡素举手投降：“这是大老板的主意，我哪里晓得那么多？咱们这些小豆子，跟你们一样，听人调派。”
我说：“花地玛，别乱代我求情，真的做不下去，可以不做，难道还会饿死不成？”
花地玛看我倔强得不领倩，便讪讪的说：“我开工了。”
我就是不会打蛇随棍上。
我脾气并不好，但偏偏不肯同人吵架。不是不会，而是不肯，谁也别想逼得我开口翻脸。怪来怪去，当然怪自家学艺不精，干嘛跟这些贩夫走卒在一起，日子久了，难免人家不把我当同类。
我用一枝笔在纸上乱画。
日本人的秘书又过来，“山本有电话找你。”
“嗯。”我去听电话，这叫做遥远控制。
日本人在电话中大骂我，说我把统计数目抄错，会累他受责。我去翻出底稿，果然错了，心中懊恼，不能宣之於言，怎么搞的，心思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多年工作，从未出过这种小错，一向无瑕可击，这是怎么搞的？难道运数已绝？
我说了数十声“对不起”，倒是由衷的。
平时丝毫不错，他还鸡蛋里挑骨头，如今手中有芝麻绿豆的证据，他能把我开除。这般诸多为难，是否叫我知难而退呢？
币了电话，我脸色更苍白，伏在桌子上。
电话铃又响，我接。“是颜回？”
哇！
我顿时精神一振，好比美人被困铁路轨上，遇超人来救。
我说：“是我，什么事？”
“中国人想约你吃晚饭。”
“几时？”我问：“快说！”
“今日明日与后日以及大后日。”
我自心中乐出来。“不过你的耳朵可苦了，我有大把苦水，要对你倾诉。”
“有什么苦？都是细节而已。”他笑。
“这个国际营内的生涯不好过。”我立刻开始。
“整个地球上的生涯都不好过，今夜开始大家交换心得。”
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阿简、花地玛、亚方素、纽卡索、法朗索娃他们一起转过头来看我，我朝他们眨眨眼。
他们摇头说：“神秘的中国人，情绪波动得这么厉害。”
我按住电话筒，大声朝他们说：“去死吧！”
大家一起笑出来。
